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工商业发展呈现出独特的样貌。虽然整体上以传统手工业为主，但在帝国政策的限制下仍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了解这段历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工匠和商人阶层的兴起。以开罗这座繁华都市为例，当时30万居民中就有2.5万名手工业者，他们活跃在棉纺织、榨油、制陶等行业。到18世纪，埃及的工匠和商人总数已达1.5万人，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从业者大多以行会形式组织起来，被历史学家称为贸易零售商。

商人与工匠之间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富裕商人往往拥有豪华宅邸，而普通工匠只能租房居住。在帝国统治后期，埃及约有5000-6000人从事商业活动，其中包括600-700名富商精英。这些富商主要从事纺织品、香料、奴隶和咖啡等利润丰厚的进出口贸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精英群体不仅包括埃及本地人，还有来自马格里布、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商人。最富有的商人资产可达1500万帕拉，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阶层。

这些富商展现出强烈的群体认同感，通常只在内部通婚。他们生活奢华，虽然政府明令禁止平民蓄奴，但许多富商仍拥有自己的马穆鲁克奴隶。凭借雄厚的财力，他们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修建清真寺，有时甚至担任统治者的经济顾问。这使得富商阶层与宗教领袖、学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有趣的是，一些宗教学者也会涉足商业，而谢赫们则进行商业投资，这种密切往来使埃及统治阶层与商业阶层长期保持着特殊联系。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衰弱，埃及政局动荡、经济恶化，富商阶层开始走向衰落。马穆鲁克贝伊的压榨、国际贸易受阻，使埃及逐渐沦为欧洲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这种转变对本土商人极为不利，却让在埃及的欧洲商人及当地基督徒、犹太人获益匪浅。

与此同时，埃及社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8世纪时，部分商业资本已转化为工业资本，出现了少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一些富商为追求更高利润，转型成为包买商，他们提供资金、原料和生产工具，组织分工生产并支付工人报酬。据法国学者吉拉尔记载，当时埃及已出现规模可观的制糖厂，最大的占地达800平方米，内部有明确的分工：从原料搬运、清洗到压榨、煮沸、澄清、制糖块等工序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人负责照料推动机器的牲畜。工人工资有的以货币支付，有的则以蜂蜜等实物结算。

尽管这些新变化令人瞩目，但埃及工商业发展仍受中世纪行会传统的严重制约。这些初生的资本主义工场根本无法与同时期蓬勃发展的西欧工业相抗衡，在西方经济霸权和奥斯曼压制的双重夹击下艰难求生。

行会的蓬勃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开罗当时拥有240个行会，数量远超仅有150个行会的伊斯坦布尔——尽管后者人口是开罗的三倍。这些行会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30个类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行会的社会地位差异显著：医生、理发师、药剂师、书商等行会被视为高尚职业，而小贩、餐饮从业者等则被贴上低贱标签，收入也相对微薄。

行会成员构成复杂，在某些商品贸易中，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占据主导地位。与西方自治性质的行会不同，埃及行会受国家严格控制，代表政府利益。虽然由成员选举领袖，但必须获得帝国政府认可。这种体制虽然展现了埃及工商业的活力，但也带来诸多弊端：技术垄断、发展停滞，特别是在实行世袭制的工匠行会中尤为明显。相较之下，商人行会则更为开放灵活。

16世纪末的一份未出版的阿拉伯语手稿（被称为哥达手稿）详细记载了当时行会的情况。手稿透露出埃及工匠普遍对奥斯曼统治不满，反映了阿拉伯人与奥斯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指责奥斯曼人导致行会衰落，歧视阿拉伯人，反而称赞马穆鲁克贝伊统治时期是行会的黄金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埃及工商业的发展远逊于农业和对外贸易。包税制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无暇从事手工业生产；而帝国主导的对外贸易政策更严重制约了本土工商业的发展。1517年，苏丹塞留姆一世征服埃及后，强行将1.8万名技艺精湛的工匠迁往伊斯坦布尔，直接导致埃及50种行业消失。加之苛捐杂税、马穆鲁克内战以及欧洲廉价商品的冲击，埃及工商业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埃及经济的评价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帝国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繁荣，也有学者指出正是帝国压制导致经济衰退。综合来看，奥斯曼统治下的埃及经济完全服务于帝国战略，过境贸易成为发展重点，而本土农业、工商业则受到严格限制。这种发展模式使埃及经济对外的依附性不断增强，深刻影响了其历史发展轨迹。